探求不再为人知的犹太人的时代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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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不再为人知的犹太人的时代美文

　　随笔作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小说作者们的润色。从这种经过了外科手术式的改进的过去中，民族之高贵庄严和气魄雄伟的画像浮现了出来。

　　每一种历史都包含着神话，但潜藏于民族史学中的神话则尤其无耻。人民的和民族的历史被设计得像城市广场的雕像——它们必须庄严宏伟、高耸卓绝、英勇雄壮。直到20世纪最后25年，阅读民族史恰如阅读地方报纸的体育版：“我们”和“所有其他人”成了平常的、几乎是自然的分隔。在一个多世纪里，关于“我们”的生产成为民族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终生的工作，他们成为官方的记忆祭司。

　　在欧洲，在民族这种枝条成长起来之前，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后代。在18世纪末，人们用科学的方法调整了上述神话。受到职业学者们关于过去——希腊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的影响，现代希腊人把自己看作是与苏格拉底和亚历山大大帝具有血缘关系的后裔，或者是拜占庭帝国的直系后裔。自19世纪末以来，有影响力的教科书把古罗马人改造成典型的意大利人。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学校里，在尤里乌斯·恺撒时期反抗罗马的高卢各部落被描绘为真正的法兰西人（尽管有着差不多的拉丁气质）。其他历史学家则选择克洛维（Clovis）国王在公元5世纪皈依基督教作为几近永恒的法兰西民族之真正起源。

　　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先驱们从达西亚（Dacia）这个古罗马的驻防人员居留地，推断出了他们的现代认同；考虑到这一尊贵的起源，他们称自己的新语言为罗马尼亚语。在19世纪，许多英国人开始把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即凯尔特人（Celtic）的爱西尼（Iceni）部落的首领，视为第一位英国女性，她曾强烈地反抗罗马入侵者，她那被颂扬的雕像一直矗立于伦敦。德国作家们则热切地利用了塔西佗（Tacitus）对领导古代切鲁西（Cherusci）部落的阿米尼乌斯（Arminius）的描绘，把后者描绘为他们国家的奠基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和众多黑奴的拥有者，他甚至也坚持认为美国的国玺应刻上亨吉斯特和豪萨（Hengist and Horsa）的画像，他们在克洛维接受洗礼的那个世纪，领导着第一批不列颠的撒克逊入侵者。杰斐逊给出的理由：正是“从他们那里，我们拥有了世代传下来的荣光，且拥有了他们的政治原则和政府形式”。

　　在20世纪，大体相同的情形仍在继续。在奥斯曼帝国（the Ottoman Empire）崩解后，新土耳其的居民认为他们是白种雅利安人，是苏美尔人（Sumerians）和赫梯人（Hittites）的后裔。一位懒惰的英国官员武断地绘制了伊拉克的边界图，画就了一条笔直的死亡线；那些一夜之间变成了伊拉克人的人们，很快从他们官方指定的历史学家那里获悉，他们是古代巴比伦人的后裔，也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是萨拉丁（Saladin）的英勇斗士们的后裔。许多埃及公民毫不怀疑他们的第一个民族国家是古老的异教的法老王国，但这没有妨碍他们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印度人、阿尔及利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越南人和伊朗人甚至认为他们的民族一直存在着，他们的小学生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记忆漫长的历史故事。

　　对于以色列人，特别是有着犹太血统的以色列人来说，上述那类神话荒诞不可靠，而他们自己的历史则立基于坚实而明确的真相之上。他们确定无疑地认定自从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刻有法律的石板以来，犹太民族就一直存在；他们是犹太民族直系的和唯一的`后裔（除了十支族外，他们是有待查明的）。他们坚信这个民族“出离”于埃及，征服并定居在“以色列的圣地”上，那是上帝给它的著名的允诺；它缔造了宏伟的大卫（David）和所罗门（Solomon）的王国，该王国后来分裂为犹太王国（Judah）和以色列王国（Israel）。他们还坚信这个民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迫流亡，在它的鼎盛期之后——公元前6世纪第一圣殿（the First Temple）陷落之后，另外一次则是公元70年第二圣殿（the Second Temple）陷落之后。不过，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这个独特的民族还缔造了犹太哈斯蒙王国（Hebrew Hasmonean Kingdom），它反抗过希腊化的邪恶影响。

　　他们相信这些人民——他们的“民族”，一定是最古老的——在近两千年的流亡中颠沛流离，尽管长期寄居于非犹太人之中，但他们设法避免与人融合或同化。这个民族散居各地，那使人痛苦的流浪把他们带往也门、摩洛哥、西班牙、德国、波兰和遥远的俄罗斯，但它始终设法在遥远的各社区之间维持着紧密的血缘联系，保持着它的特性。

　　后来，在19世纪末，他们认为诸多罕见的境遇结合起来，使这个古代民族从它漫长的睡眠中苏醒过来，为它恢复活力和重返其古老的祖地做好了准备。此后，这个民族开始高高兴兴地、大批量地重回故土。要不是有希特勒那令人恐怖的大屠杀，许多以色列人还会相信，“犹太人的圣地”会被按自由意志“移民到以色列”的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所充溢，因为他们几千年来都梦想着它。

　　流浪的民族需要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疆域；与此同时，一处空旷的处女地也期望一个民族来使其焕发生机。确实，一些不速之客定居在这片祖地上，但是，因为犹太民族两千年里“在他们的大流散中坚守对它的信念”，所以，这片土地就只属于犹太民族，而不属于少数没有历史却碰巧来到这里的民族。因此，由一个流浪的民族为征服其故土所发动的战争被证明为正当，当地居民的暴力抵抗则是犯罪；只是由于犹太人的慈悲（非常不符合《圣经》的），这些闯入者才被允许留下和定居在犹太民族之中及其近旁，而犹太民族则重归了它的《圣经》语言和它奇妙的家园。

　　即便是在以色列，上述那些记忆的重负也非自发出现，而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一些研究过去的天才的重构者们层层累积起来的。他们起初收集了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宗教记忆中的诸多片段，他们富有想象力地从中建构了一个“犹太民族”漫长和连续的谱系。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之前，不存在组织化的公共“记忆”，自那以后，公共“记忆”几乎没有变化。尽管存在着犹太人历史研究的学术化——随着在英国治下的耶路撒冷和后来在以色列建立大学，且在整个西方都开设犹太人研究的课程——但关于犹太人过去的观念，直到今天仍大体未变，保持着它单一的种族民族特色。

　　当然，在数量众多的关于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历史编纂学中，人们采用的研究理路不尽相同。在关于“民族过去”的高水平的多产领域中不乏争辩和不同意见。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人挑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形成的那些基本观念。深刻改变20世纪末西方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以及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中的重大范式转变，都没有影响到以色列大学中有关“犹太民族史”（又名犹太史）的各个学科。令人吃惊的是，它们同样没有在美国或欧洲的大学有关犹太人研究的各学科的丰富作品上留下印记。

　　每当偶然的发现威胁到那幅连续的和线性的犹太人历史画面之时，人们几乎不会引用它们；每当它们真的为公众所知的时候，人们也会很快忘掉它们，把它们埋葬于遗忘之中。民族的急迫需要创造出一种意志极为坚强的控制，它防止了对主导性叙事的任何偏离。那些提供了关于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过去材料的特殊架构——就是那些完全隔离于通史和中东史学科的排他性的犹太史学科——也对新的历史编纂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以令人惊异的麻木和顽固拒绝展开符合实际的对犹太人起源和身份的调查。“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时时会刺激以色列公众，主要是因为它会伴随着法律争端。但它还没有搅扰到以色列的历史学家。他们一直知道答案：犹太人是两千年前被迫流亡的那个民族的后裔。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且似乎很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动摇以色列人记忆架构的“新史家”争鸣，几乎没有“官方”历史学家涉足。参与公开讨论的这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来自于其他学科或非学术界。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东方学家、文献学家、地理学家、研究文学的学者、考古学家甚至有些独立的随笔作家，表达了对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人历史的新的异议。一些人在以色列之外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但还没有在以色列找到工作。犹太史各系本应该是突破性研究的主要源泉，却只是贡献了局限于辩解和陈腐言辞的令人不安和保守的反应。

　　在20世纪90年代，上述的“反面历史（counterhistory）”主要探讨1948年战争的阶段性及其后果，特别关注其道德内涵。这种争论对于以色列社会的记忆结构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困扰着以色列人良心的东西——人们可以称之为1948年症候——对于以色列国家的未来政治是重要的，而且对以色列未来的生存甚至可能是绝对必要的。与巴勒斯坦人的任何有意义的妥协——如果它在某个时候能够实现的话——就必须不仅要考虑犹太人的历史，也要考虑“他者”近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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